详细介绍

中国环境报记者郭婧

     北京，窗外，雾霾漫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区办公室主任朴英雨坐在主席台上，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口罩蒙住口鼻。会场上的人们都被他这一近似行为艺术的举动触动了。

    “毋庸讳言，整个亚太地区的大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不幸的是，这一地区还有很多人买不起口罩。虽然一个口罩花不了多少钱，但很多人一天挣不到两美元，口罩对他们来说都是奢侈品。即使为了这个理由，我们也必须治理大气污染，让人们不再需要口罩。”

    这一幕发生在由中国环境保护部、外交部近日联合主办的亚欧空气污染防治能力建设研讨会上。面对大气污染这一亚欧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来自近20个亚欧会议成员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业界代表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欧基金等机构代表各抒己见，介绍了各自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和技术的最新进展，并表达了对大气污染治理的独到见解和看法。

    ■大气污染是全球共同问题

    □欧洲离世卫组织标准也很远

    去过欧洲的人往往对欧洲清新干净的空气印象深刻。事实上，欧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留下诸如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等惨痛记忆。经过几十年的治理实践，欧洲空气质量大为改善，其间积累了丰富的政策和管理经验、先进技术，并建立了发达的环保产业。

    尽管经过治理，欧洲的排放水平以及一些大气污染物浓度都有所下降，但说欧洲大气污染问题已经解决还为时过早。根据欧洲环境局最新发布的《2013欧洲空气质量报告》，在欧洲城市人口中，若按欧盟指导值衡量，20%~31%的人生活在PM2.5超标的环境中，22%~33%的人生活在PM10超标的环境中；若按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导值衡量，这一比例分别高达91%~96%和85%~88%。数据表明，欧洲空气质量远未达到WHO指导值，离欧盟指导值也还有一段距离。

    空气质量让国人羡慕的欧洲尚且不能达标，我国离国际标准的差距自不待言。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表示，我国大气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大部分城市PM2.5浓度超过WHO第一阶段目标值的标准，北方城市基本都达不到，南方城市只有少数能达到。

    根据我国现行空气质量评价标准，我国重点区域城市超标率为15％；根据我国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重点区域城市超标率将达82％；若按WHO第二阶段目标值（即美国、香港水平），重点区域城市超标率将达99％；若按WHO第三阶段目标值（即欧盟水平）和空气质量指导值，重点区域城市将无一达标。

    ■各国治理经验可供借鉴

    □日本摸索中找到治理之道

    比起欧美国家，邻国日本的经验更容易得到我们的关注。来自日本地球战略研究机关的小柳秀明先生用中文向大家介绍了东京、川崎、北九州等城市大气质量的变迁。日本在长达近50年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地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过去布满阴霾的天空如今被蓝天白云取代，曾经的公害多发地也已成为今天的环保模范城。

    小柳秀明说，大约半个世纪前日本也是发展中国家，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后，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发展模式走的也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和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当时的日本，没有能够借鉴的先进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方面的经验，也没有脱硫、脱硝、集尘等优秀的环保技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日本一边进行技术研发一边推动污染治理工作。

    有记者问到，日本出台一系列政策标准对促进大气污染治理起到了多大作用，小柳秀明对此表示：“倘若没有技术，制定法律、制定排放标准都没有用。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积极鼓励企业进行技术研发，企业若缺乏资金，则由政府提供一些补贴。”

    另外，日本之所以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实现污染物减排的显著成效，与其及时进行能源结构调整有很大关系。“由于日本是能源、资源匮乏的国家，能源储备大多依赖进口，因此我们在发现煤的消费可能造成大气污染问题后，就大幅减少煤的进口，而改用天然气了。”小柳先生这样解释。

    ■国际合作应对治理难题

    □亚太地区急需技术、人力和资金

    “韩国的大气污染治理比较成功，因为有政策，但主要还是因为有技术和人力，以及最重要的——资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区办公室主任朴英雨说，“不幸的是，亚太地区很多国家有很好的政策，但没有付诸实施，因为缺乏必要且有力的手段，因此我们需要国际合作，需要技术、人力和资金，帮助这些国家应对大气污染问题。”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适用于应对气候变化，也同样适用于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朴英雨表示，“目前技术是有的，但很多国家用不起，所以我们要找到一种机制，让他们也用得起这些技术。”

    朴英雨认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对于治理大气污染来说意义重大。相较于固体废弃物污染和水污染，各国大气污染中主要因子大致趋同，也就是说，面对共同的敌人；而水污染或固废污染，由于地域不同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在发达国家适用的技术，在发展中国家不一定能直接用。但大气污染物基本是标准化的，所以技术是可以通用的。

    谈及国际合作，小柳秀明也表示，中国有“后发优势”，能够从发达国家引进有关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经验和优秀的节能、环保技术。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也有足够的环境投资能力，即可以采取‘跨越式’对策。“日本愿意为中国采取‘跨越式’对策提供所需的经验和技术。”小柳秀明表示。

    ■大气污染治理刻不容缓

    □各国都把公众健康放在首位

    欧盟委员会代表Enrico Pisoni介绍说，欧盟空气质量政策的长期目标是：“达到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无重大负面影响的空气质量等级。”为此，欧盟制定了到2030年，全面评估当前政策、详细检查未来排放计划及其对健康和环境影响的计划。由此可见，欧盟制定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自有其道理。

    在大气污染物指标的选择上，我国也把公众健康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王金南表示，由于常规的3项指标难以真实反映环境质量状况，与公众直观感觉相矛盾。此外，PM2.5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远高于传统污染物，且重点区域PM2.5污染异常严重，部分地区年均浓度为国家标准的两倍以上。基于以上考虑，选取SO2、NO2、PM10和PM2.54项指标全面反映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情况。

    现场有人问，大气污染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谁更重要？目前有没有协同控制技术？“这主要取决于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在大气治理过程中，有可能同时产生更多温室气体，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但从各国治理历程来看，还是优先考虑治理大气污染，因为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影响是正在进行时，而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则是长期的过程。”王金南说，“不能说现在考虑气候变化，就不治理大气污染了。至于有没有比较好的协同控制技术，还有待科学研究。”